中国乃世界上最早发现且使用天然漆的国度。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已有漆器之实样器物，江南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木胎朱漆碗便是实证。商周起，人们用色漆装饰器物，到了唐宋时代，髹漆技艺渐趋成熟。将漆涂刷于各种胎骨制成的器物上，谓之“髹”，于是有了一门漆器工艺：雕漆。匠人在器物胎型上涂刷数十层朱色大漆，将干未干之时，以刀代笔雕刻纹样。
　　硬物之间的刻划谓之“雕”，譬如篆印、譬如石雕，坚硬刻刀遇见柔软之材则谓之“剔”。漆膜百十层，渐成厚度，工匠以刀轻剔，纹样始成。一个“剔”字，叫人感怀中国文字之严谨与灵动。
　　剔红多以铜、锡、木、陶做胎，朱砂漆层层髹刷，每髹一道，必要待其自然风干凝结至七成上下，才能覆盖再一层。宋元时数十层已极费工夫，到了明清两朝，髹刷更是多至数百层，纹样图案亦越发繁复细腻。
　　剔红这样东西，讲究恰到好处，漆层若薄，肥腴花纹不得表现，若厚，则费工费料，成品愈难。一器成就，除了堆漆、更不知“堆”进了多少晨昏时光。
　　漆色有所不同，故有剔红、剔黄、剔黑、剔彩……之分，剔红因色泽喜庆而最为多用。宋元时代，剔红技艺成熟、名家辈出，尤以江南匠师为上。杨茂与张成两位剔红名师皆为浙江嘉兴府人，杨茂其人颇得大宋院画风格，剔红常以锦纹做底，浮雕山水人物，剔工圆润、刀痕丝毫不露。张成则擅剔花葩，枝叶肥厚、舒卷自如。日后，剔红之技传入东瀛，被称之“堆朱”，意即朱漆反复堆砌，东瀛人于两位大师名中各取一字，将剔红造器者统称为“堆朱杨成”，一代代以讹传讹，到了明治时期（即大清光绪同期），竟将“杨成”讹传为一人，这一时期刊行的《日本国志》中，录有“江户有杨成者，世以善雕漆，据称其家法，得自元之张成、杨茂……”虽为谬误，倒亦能看出其两人声名之广大。只是“堆朱”二字相较于“剔红”，意境差之甚远。
　　明代永宣年间，张成之子张德刚继承父业，入朝廷主持漆器制造，他承袭父辈风格，讲求藏锋不露、漆层肥厚，题材上亦延续前朝，多以花卉山水为多。这一时期，漆工革新不断、技艺突飞猛进，多种锦地纹样层出不穷，天锦纹、地锦纹、水锦纹……与山水花卉人物并生，细腻之处，甚至能从断面辨清施漆的层数，千文万华、剔红兴盛。
　　清代初期，宫廷仍任用大量前朝髹工，剔红水准不减，并在王室好尚的倾向下，更趋精工细巧，髹剔纤密繁复。乾隆爷极喜剔红器物，故而这一时期的剔红工艺亦最为繁荣，清宫造办处下设四十二作中，就专设有“漆作”，多种工艺并施，工种亦开始细化，由髹工负责逐层施漆，画工加以描画行纹，再由牙工以刀代笔、剔刻成器。元明早期，剔成的器物尚需以锉草打磨，方能尽显光泽，而到了雍乾两朝，娴熟的刀工已无需后道的打磨工序，全凭圆润刀法起转剔刻，花纹样式酣畅而成。剔红器物亦遍及宫廷各处，自碗、碟、盒、瓶到家具陈设，无所不包。
　　剔红一技，昌盛数朝，直至清代晚期，方因国运日促而渐向潦草，直至衰亡。
　　传世剔红器因保存不易，珍贵难得。唐代剔红至今未见传世实物，宋时之器亦仅故宫与全球几大博物馆悉藏数件。面世流转的多为明清两朝所出，形制咸备、精湛不凡。
　　见微知著，透过一件玲珑纤小的剔红器物，便能看见千百年之国运盛衰、审美大观。物人两相对，个中默契，嫣然一笑。